知青岁月：为了我他最后一个回城，他对我的爱让我感动一辈子

抖音热门 2025年04月24日 21:01 2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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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老话叫同病相怜，同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俩最后回城，他像大哥哥一样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温暖，他是我一辈子的感动。

1969年3月末，我和清华附中的同学一起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历时两天的时间，来到了距离北京一千多公里远的吉林省洮南县野马公社，在公社革委会大院吃过午饭，知青办的干部宣读了分派名单，我们九名同学被分派到平安八队插队落户，队里派了两辆马车帮我们拉回的行李。

还没到村头，远远就看到了在村口欢迎我们的父老乡亲。看大家站在寒风中迎接我们北京知青的到来，我们心里很温暖也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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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队部院门口，乡亲们都争先恐后地帮我们往屋里搬行李，孙队长一边叮嘱大家小心，一边帮着我们摆放行李。看着队部那一排低矮昏暗的土坯房子，再看看孙队长满脸的笑容和厨房里滋滋冒着热气的两口大锅，我们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

晚饭还算丰盛，玉米面和高粱面两掺的发面窝头，酸菜猪肉粉条、土豆丝炒肉外加一碗咸菜条，还有半锅玉米糊糊。吃完晚饭，几位大嫂帮着刷洗碗筷，孙队长笑着对我们说：“咱这条件虽然比不上北京，可我保证能让你们北京知青都能吃饱肚子不挨饿，天天都睡睡热炕头。我是队长，以后谁有啥事就跟我说，有我在，就不会让你们作难受委屈。明天起，二奎家的（刘二奎的媳妇）来帮你们烧炕做饭，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之前，你们要学会自己烧火做饭。”

掌灯以后，乡亲们都各自回家了，我们四名女生也铺好被褥，各自躺在被窝里谈论着一路的艰辛和来到东北的感受，大家的心情都不是那么好，情绪都很低落，秦笃荣还用被子蒙住头抽泣起来。我们以为她是哪里不舒服，她说想家想父母。

村里的乡亲们那真叫一个热情，自从我们来到村里，乡亲们都自发地给我们送咸菜送萝卜土豆，几个年轻小伙子还帮我们挑水挑烧柴，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和热情，真的令我们感动。

春耕备耕生产开始以后，孙队长和乡亲们对我们知青也很照顾，安排我们干最轻松的农活，手把手教我们使用劳动工具，处处都关心爱护我们。尽管我们不会干农活，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孙队长和乡亲们没人嘲笑我们，都耐着性子指教我们。

经过了两个春播秋收的劳动锻炼，我们都学会了干各种农活，也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的艰苦和繁重的生产劳动，大家的身体也都强壮了很多，和乡亲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乡亲们把我北京知青当成了他们的孩子，我们都把乡亲们当成了亲人。

1972年春天，公社革委会要在我们插队知青中抽调几人到公社工作，属于以农代干，主要是任务是下乡蹲点促进农业生产。大队书记让我和谭明启去公社工作，理由是我和谭明启平时劳动积极表现好，还教乡亲们学习识字写字。我俩带着行李高高兴兴去公社报到，可到了公社审查档案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和谭明启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天我俩就被撵了回来。当时我有多沮丧，真的很难用语言来描述。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八队知青集体户除了我和谭明启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汪智勇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74年春天的一次招工，汪智勇因为家庭问题没能通过政审，一气之下他病倒了，在炕上躺了两个月还是昏昏沉沉不能参加劳动，孙队长让谭明启陪着汪智勇到县医院检查，医生说汪智勇可能患上了抑郁症，建议他到大医院检查治疗。

那年初秋，汪智勇办理了病退手续，一个人回北京去了。回到北京后，他的病情奇迹般好转，后来被安置到北京酿酒总厂工作，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农校，这是后话。

到了1976年冬季，我们八队知青集体户还剩下了我和谭明启两个人。谭明启是清华附中的，我和他不在一个学校，来洮南插队之前根本就不认识。在同一个集体户朝夕相处了八年，平时我俩也很少说话，但他一直在默默关心我照顾我。看他空闲时间总是抱着书本学习，受他的影响，我也坚持自学起高中课程来。

自从集体户剩下我俩后，挑水挑柴的重活都是他来干，做饭洗碗他也抢着干。考虑到我俩的年龄也都不小了，孤男寡女住在一个院子里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晚上他就去队里的牛棚和饲养员刘爷爷一起打更，队里并不给他记工分。担心我一个人晚上害怕，明启哥就让饲养员刘爷爷的孙女到集体户来给我作伴。明启哥处处都为我着想，处处关心我照顾我，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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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春天，我们平安小学需要增加一名民办教师，大队书记到我们集体户来问我俩谁去学校教师。谭明启说他不喜欢当老师，让我去学校当教书。其实我心里明白，谭明启不是不喜欢当老师，他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毕竟在学校教书比下地干农活要轻松很多，星期天不上课队里照样给记工分，每月还有五块钱的民办教师补助金。

就这样，我从一名公社社员成了一名民办教师，我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的同时，也发自内心地感激谭明启。

得到恢复报考的消息后，谭明启一边不分昼夜地复习功课，一边鼓励我抓紧时间复习功课，我有不明白的问题，他就给我讲解。谭明启说上大学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要抓住这次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改写自己的人生。

1977年12月份，我和谭明启一起到县里参加了考试。结果，谭明启考上了吉林大学，我落榜了。到了快开学的时候，谭明启突然对我说：“我不想去长春读书，我想再考一次，争取回北京。”我劝他还是珍惜这次机会，能考上吉大已经很不错了，他说我们都是一起来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他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洮南农村。

为了全力备战1978年夏季的高考，我想让大队书记找个代课老师，可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谭明启就替我去学校教书，让我安心复习功课。我担心会影响他复习功课，他说不会的，晚饭后夜深人静的时候，更适合看书学习，他就喜欢夜间看书。

高考结束后等待录取结果的那段时间，我心里充满了忐忑和焦虑，生怕再次落榜辜负了谭明启对我的热情帮助和期待。

那年秋天，我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知什么原因，谭明启却迟迟没等来录取通知书，他竟然意外落榜了。谭明启没有沮丧也没有太失落，他笑着对我说：“你能考上北京的高校，我比自己考上还高兴。你放心回北京读书，我再复习一年，争取明年也考回北京去。”

带着对第二故乡的留恋，带着对乡亲们和谭明启的感激和敬重，我回到了北京，踏进了高校的大门。

回到北京后，我心里始终放不下谭明启，默默替他祈祷，希望他明年的高考一定金榜题名，一定能考回北京。

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1979年夏季的高考限制了年龄，谭明启因为超过了二十五周岁的年龄限制，他被剥夺了报考资格。当时谭明启的父母都已恢复工作，招干招工他倒是不担心政审这一方面了，可不能报考大学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那年初秋，谭明启放弃了去油田工作的机会，他随同返城知青一起回到了北京，不久后被安置到首钢警卫室工作。

谭明启回到北京后没有主动联系我，是我找到了他家，去看望了他，去见了他的父母。他父母知道我是师范大学的大学生，对我很亲切，也赞同我和谭明启交往。可谭明启却说我是大学生，他是工人阶级，他配不上我。

越是这样，越坚定了我要和谭明启一起生活一辈子的信念，星期天或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就到他家找他聊天，并向他表白了心迹。有句老话叫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纸，可我主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可他对我还是不冷不热，总是以配不上我为借口推脱搪塞我。

直到我大学毕业那年，谭明启报考了电大，我俩才算确定了恋爱关系。谭明启电大毕业后我俩才结婚，那年我都三十二岁了。

婚后的生活很幸福很快乐，谭明启在单位是先进工作者，在家绝对是模范丈夫，洗衣服做饭他都抢着干，从不乱发脾气。有一次我问他1978年的高考为什么会落榜？他说当时担心我考不上大学，他是故意而为之，数学试卷他两道题没做。我相信谭明启说的是真话，凭他的能力，他当时考人大没有一点问题。因为担心我，担心集体户最后剩我一个人，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试问，在得失和利益面前，还有谁能像谭明启这样做？换作我，我也会为自己的前程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