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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启平：明显陵，历史与皇权的交响

十大品牌 2025年09月17日 16:01 3 admin

明显陵，历史与皇权的交响

■ 张启平

初秋的钟祥，天高云淡，微风拂面。应亲家之邀，我终于踏上了这片向往已久的土地，去探访那座闻名遐迩的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这座陵墓的主人朱祐杬，生前未曾登基为帝，却因儿子的追封，享有明朝最大、中南六省唯一的皇帝陵。站在陵园前，厚重的历史书卷仿佛在眼前缓缓展开，岁月的沧桑与皇权的威严扑面而来。

踏入陵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敕谕碑亭。这座碑亭建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碑文虽已风化，但其独特的“坐南朝北”朝向引人注目。导游解释道，这或许与嘉靖皇帝尊崇父亲有关，寓意神龟降服于其父，为父亲守望。碑亭前，嘉靖皇帝对父亲的深情厚意仿佛跨越时空，那份超越生死的孝道让人动容。绕过碑亭，一个椭圆形的池塘出现在眼前，这便是外明塘。建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的外明塘，据说是为了防止龙气流失而设。晋代风水理论家郭璞认为“龙气遇风则散，界水则止”，因此外明塘在这里起着汇聚龙气、永葆帝业的作用。漫步塘边，无形的龙气在四周流转，历史的深邃感油然而生。

两块对立的汉白玉石碑矗立在路旁，这便是下马碑。碑上镌刻着“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八个大字，是嘉靖年间大臣严嵩亲笔所书。在帝制社会，皇帝的陵寝是神圣的禁地，即使是朝中官员也必须下马步行，以示对皇权的尊重。站在下马碑前，那些文武官员恭敬下马、缓步进入陵区的场景仿佛重现眼前，皇权的至高无上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穿过下马碑，一座单檐歇山顶式的建筑出现在眼前，这便是新红门。建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的新红门，是显陵的第一道门户。墙基原始，琉璃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走进新红门，仿佛穿越了时空，进入了那个辉煌的明朝，历史的庄严感迎面而来。

正式进入陵区，脚下的龙形神道蜿蜒曲折，全长1368米。中间以青石板铺就，谓之“龙脊”，两侧以鹅卵石填充，相当于“龙鳞”。这种设计不仅满足了陵寝建筑的功能需求，更体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匠心。漫步神道，仿佛看到一条巨龙在脚下腾飞，皇权的威严与历史的沧桑交织在一起。右手边的红墙黄瓦城墙，是明显陵的外罗城。全长3600米的外罗城，随着山势蜿蜒起伏，将整个陵园包围。从空中俯瞰，外罗城呈“净瓶”形状，寓意神圣、吉祥如意。站在外罗城下，那份护佑与安宁仿佛在耳边萦绕。

张启平：明显陵，历史与皇权的交响

踏上陵区内的第一座神路桥，中间的桥高，两边的桥矮。根据古代的礼制，中间是皇帝走的，两边是文武百官走的，体现了尊卑有序的原则。站在神路桥上，那些皇帝与官员们依次过桥的场景仿佛重现眼前，岁月的痕迹悄然浮现。绕过神路桥，显陵的第二座红门——旧红门出现在眼前。建于嘉靖三年（1524年）的旧红门，与新红门的建筑格局相同，却不在同一中轴线上。这一设计打破了明代古建筑中轴对称的原则，引发了后人的诸多猜测。站在旧红门前，历史的谜团与皇权的威严在此刻交织。

眼前的睿功圣德碑亭，俗称大碑楼，是陵寝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专为保护睿功圣德碑而建。这座单檐歇山顶式建筑建成于嘉靖七年（1528年），毁于明末，碑亭内矗立着龟趺睿功圣德碑，碑首为四条首尾交错的蛟龙，碑座是一只昂首远眺的神龟。绕过碑亭，两尊望柱和两列石像生群映入眼帘，陵区内共有12对石像生，它们既是皇权的象征，也是皇帝生前仪卫的缩影。站在碑亭与石像生群前，那份纪念与威严仿佛在时光中凝固，历史的深邃与皇权的威仪在此刻交融。

眼前的六柱三门，称之为棂星门。石柱上各置独角神兽一只，明间及次间额枋上，均饰云头及火焰宝珠。据《永乐大典》载：“圣殿之有棂星门，盖尊圣门如天门也”，因此，棂星门就是天门，而皇帝是真龙之子，是上天的儿子，死后灵魂必须回到天上去。站在棂星门前，那份升仙之门仿佛在眼前开启，天命的威严与时光的深邃在此刻辉映。眼前的祾恩门，为内罗城的正门，面阔三间，单檐歇山顶式建筑。嘉靖十八年（1539年），嘉靖皇帝南巡时，遂更改内罗城之正门，即陵殿门为祾恩门，并亲笔书写匾额悬挂于此。“祾”者有“祭而受福”之意；“恩”者“罔极之恩”之意。站在祾恩门前，那份祭礼的庄重与礼制的神圣在此刻悠然共鸣。

登上明楼，陵区的景色尽收眼底。明楼是陵区的标志性建筑，1990年维修复原。明楼是专为圣号碑所建，正中树立圣号碑。圣号碑碑首为“大明”二字，碑身为“恭睿献皇帝之陵”七个大字，是嘉靖皇帝亲笔所书。站在明楼上，那份帝王的威仪与历史的沧桑在此刻交相辉映。在中国历代帝陵中，“一陵两冢”的建制除显陵之外，可谓绝无仅有。前地宫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是兴献王朱祐杬死后按藩王规制所建。宝城呈椭圆形，东西宽112米，南北长125米。朱厚熜登基以后，不仅有心将他的父亲追尊为皇帝，而且有意将其父的陵寝迁往北京天寿山皇家陵园，曾多次让礼部商议，这一想法，遭到朝中一些大臣的反对，工部尚书赵潢对他说显陵有三条理由不能迁：“先皇体魄所安，不可轻犯，一也；山川灵秀所翠，不可轻泄，二也；国家根本所在，不可轻动，三也。是以太祖不迁皇陵，太宗不迁孝陵，原以为法。”再加上母亲章圣皇太后也不同意迁陵，所以嘉靖皇帝就暂时搁置了。


张启平：明显陵，历史与皇权的交响


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二月初四，朱厚熜的母亲章圣皇太后蒋氏在历经三年的疮毒折磨后，不幸病逝。她的离世在嘉靖皇帝和整个朝廷中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如何安葬章圣皇太后成为了国家的头等大事。朱厚熜陷入了两难：是将母亲北迁至天寿山，还是南祔至显陵？他犹豫不决，心中充满了矛盾。一天，朱厚熜召见礼部和工部的大臣，语气沉重地说道：“我父亲献皇帝的显陵位于湖广承天府。那里山川浅薄，风气不蓄，地域狭窄，陵制俭陋，且与北京远隔千里。每当我想到这些，心中便充满伤感。三年前，我在天寿山陵区长陵西南相中了大峪山，那里林茂草蔚，岗阜丰衍，是个风水吉地。我原打算将父亲的梓宫迁葬至此，你们即刻择吉日动工。”同月十二日，他派武定侯郭勋、辅臣夏言、顾鼎臣等人前往大峪山，督建陵寝，为迁陵做准备。

然而，大峪山陵寝动工没几天，朱厚熜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召集群臣，神情凝重地说：“迁陵一事，朕反复思量，心中甚惧。皇考奉藏体魄已近二十年，一旦启露于风尘之间，摇撼于路涂之远，朕心难安。”他转而决定将母亲南祔至湖北显陵。为了确认显陵的现状，他命锦衣卫赵俊日夜兼程赶赴显陵，启视玄宫。赵俊回报，地宫渗透有水，保存状况不佳。这一消息让朱厚熜更加忐忑不安，最终动摇了他北迁改葬的决心。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朱厚熜决定亲自南巡承天，躬视显陵，以安二圣之心。抵达承天府的第二天，他便拜谒了显陵，并亲自定下了新玄宫及后宝城的图式。由此，显陵形成了独特的“一陵两冢”格局，即“一陵双宝城”的完美建制。回京后，朱厚熜查看大峪山陵寝，感叹道：“峪地空凄，岂如纯德山完美！决用前议，奉慈驾南祔。”最终，他将母亲的梓宫南祔至显陵，与父亲合葬于后宝城。而大峪山的陵寝则被空置，后来留给了朱祐杬的孙子、朱厚熜的儿子朱载垕（穆宗），改名为昭陵。站在一陵两冢前，那份独特的建制仿佛在诉说历史的厚重与庄严。

张启平：明显陵，历史与皇权的交响

眼前的砖石结构大平台，称为瑶台。建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呈长方形，长50米，宽15米。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平台，无多大实用价值，实际上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前宝城建于明嘉靖初年，而后宝城是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墓主被追尊为皇帝后，按帝制规格建造，这两座宝城的修建时间相差近20年，而以瑶台相连两座宝城，使其构成了一个整体。瑶台，是神话传说中神仙聚会的地方，寓意主人的灵魂已进入仙境。相传，在我国古代有一个传统习俗，那就是人死了以后是不能见天日的，而显陵墓主兴献王已经埋葬了20年，要把他的尸体从前宝城移至后宝城，那该怎么办？于是工匠们在瑶台下建有一条长长的甬道，这甬道使旧地宫与新地宫相连贯通。在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杬与母亲蒋氏合葬时，将其父亲朱祐杬的棺椁从瑶台下这条甬道运往后地宫的。当然，这只是附会之说。因为当年安葬献皇帝与章圣皇太后的时候，将其父的灵柩取出以后，重新装了棺椁放置祾恩大殿内，等母亲的灵柩运至显陵，才一起合葬于后地宫内。站在瑶台前，那份神仙聚会的传说仿佛在眼前浮现，传说的神秘与岁月的厚重在此刻悄然融合。

这就是明显陵的后地宫及宝城，建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是嘉靖皇帝的父亲朱祐杬和母亲章圣皇太后蒋氏的合葬墓。呈正圆形，直径110米，两座宝城之间以瑶台相连，构成一个相互关连的整体。站在后地宫及宝城前，那份合葬的庄严仿佛在眼前重现，帝陵的肃穆与时光的沉淀在此刻交织成永恒的画卷。

走出明显陵，心中感慨万千。这座未登帝位却享有帝陵的主人，生前虽未执掌天下，死后却因儿子的追封，享有明朝最大、中南六省唯一的皇帝陵。历史的沧桑与皇权的威严，在这座陵园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告别显陵，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响，那份岁月的厚重与庄严在此刻交织。

这时，导游轻声解释道：“这一陵两冢的设计，不仅体现了嘉靖皇帝对父母的深情，也展现了他对风水与礼制的极致追求。”亲家在一旁感叹：“真是令人震撼！这样的格局，恐怕在历代帝陵中都绝无仅有。”我点点头，心中对这段历史的敬意愈发深重。明显陵不仅是明朝皇权的象征，更是中华文化中孝道、礼制与风水的完美融合。它的存在，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更让我们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传承与发扬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作者：张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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