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揣着万封受害者来信奔走半生

2020年，童增在给日本首相的抗议信上签名，要求日本就南京大屠杀谢罪（受访者提供/图）

给二十多年前寄来的信件写一封回信，为什么？

这样的回信，志愿者孟惠忠和她的同伴们写了七封。他们来自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多年来致力于帮助中国老百姓对日索赔，被誉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2016年6月1日，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与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以下简称“三菱材料”）在北京达成正式和解。在和解协议书中，三菱材料明确使用“谢罪”一词承认历史责任，承认中国劳工人权被侵害的历史事实。三菱材料将以基金的方式向每名受害者支付10万元人民币，支付对象共计3765人。已故的原劳工则向有继承权的遗属支付。这是日本企业战后补偿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日本企业首次主动向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赔偿要求的中国受害者提出道歉，并提供全面的经济补偿，被视作中国民间维护历史正义的标志性索赔案例。

索赔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部分“二战”中在三菱矿业（三菱材料前身）及其下属企业被强制劳动的中国劳工幸存者，曾写给童增七封信，反映他们的遭遇。此后，童增开始了漫长的奔走。

2016年，七封告知“和解”消息的回信寄出后，其中三封信终因地址不详被退回。有两封信的主人给童增回复表示：“写信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对于索赔已经不抱成功的希望，但现在知道成功了，非常感谢童增先生还未忘记我们。”

“不向日本诉讼索赔，就是纵容其篡改历史。”童增秉持这个信念，先后支持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近30件，其中包括战争受害、劳工受害等。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本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她与童增一南一北，都知道彼此在做的事情，自己所做的更“专”，童增所做的更“广”——这种广泛性同时是一种难处，诸事繁杂、受害者众。她深感童增的不易，“童增对民间索赔意识的指导是有积极作用的，已经成为象征性的人物，中国社会有一批人通过他来做民间索赔的事情。”

2025年10月23日，童增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童增办公室的画，“马上改变”（受访者提供/图）

他们的苦难没有被遗忘

信件在桌上越堆越高，有的纸张已经斑驳，信封上的发信地址遍及全国各地。这是孟惠忠对童增的办公场景的回忆。她与童增共事近20年，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担任会长助理，但她更多以“志愿者”的身份自居。

童增的办公室门后挂着一幅画：一匹马立于白纸中，马背上用白色透明胶带粘着“改变”两个大字，寓意“马上改变”。孟惠忠告诉《南方人物周刊》，童增曾指着这幅画说：“这四个字让我有紧迫感。”她记得，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午后，一位九旬的被掳劳工幸存者来电，童增握着听筒倾听，挂断后红着眼圈说：“他们等不起了，我们必须更快。”

1991至1992年间，童增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者来信超过一万封，其中有西松建设劳工受害者及其亲属。

“二战”期间，日本西松建设的前身西松组强征360名中国劳工至广岛安野发电站，从事强制劳动，其间29名劳工死亡。历经多次审判，2009年，双方在广岛高等法院的斡旋下达成法庭和解。西松建设承认历史事实并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向每位受害劳工支付250万日元抚恤金，并同意建立追悼纪念碑。

虽然和解是在司法败诉的背景下达成的，但西松案是日本企业首次通过法庭向中国受害劳工提供补偿。同时，日本法官明确指出，强掳劳工是“反人道行为”，以时效为由拒赔“极端违背正义”。

西松建设案日方律师团的团长田代博之在2009年案件和解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西松案）这些中国原告，正是通过童增的著作和组织，才了解到自己拥有个人索赔的权利，并最终团结起来提起诉讼。”

西松案之后，三菱材料的“谢罪”更是中国民间索赔之路上里程碑式的胜利。

三菱材料与中国受害劳工的和解协议书显示，“二战”期间，根据日本国政府内阁《关于向日本内地输入华人劳工的决议》，约39000名中国劳工被强掳至日本。三菱矿业及其承包公司接受其中3765名中国劳工到其作业场所，强迫其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其中，多达722名中国劳工身亡。1990年代末，幸存劳工及其遗属在日本多地法院对三菱材料提起诉讼。虽然日本法院承认强掳事实，但均以“国家无答责”等理由驳回诉求。之后，受害者组织开始在中国境内法院对三菱材料及其关联企业提起诉讼。这一举措直接威胁到三菱材料在华商业利益。

2022年7月5日，日本三菱材料公司修建的纪念碑。碑文上明确使用“谢罪”一词承认历史责任，承认中国劳工权利被侵犯的历史事实（视觉中国/图）

在民间索赔的浪潮中，2006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成立，童增担任会长。2015至2016年，童增作为中方主要推动者之一，为幸存劳工与三菱材料管理层进行了多轮谈判。2016年6月1日，双方在北京达成正式和解。

孟惠忠曾听律师们说，2003年，童增赴日为劳工作证时，对方律师傲慢地问：“你们究竟想要什么？”童增平静地答道：“要一句对不起，要让每个中国受害者知道，他们的苦难没有被遗忘。”

在童增支持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提起的近30件诉讼中，虽然至今在判决结果层面无一胜诉，但至少使日本政府在法庭上承认了对被掳劳工、“慰安妇”的虐待，以及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存在。童增曾说：“受害人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谢罪，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其实金钱的补偿对他们个人来说并无实际意义，他们要讨的，是个人与民族的尊严。”

几十年的索赔路，童增走访过许多战争受害者，在心中默默记下每个人的悲惨遭遇。他曾用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一遍遍地讲给孟惠忠听，说到悲愤处，忍不住掉下泪来。曾有人质疑这是“徒劳的坚持”，童增回答：“不向日本诉讼索赔，就是纵容其篡改历史。每封信都是射向日本军国主义的子弹，每份证词都是历史的钉子，把真相牢牢钉在时间的长廊里。”

童增不仅帮助中国受害者，还曾把三位韩籍“慰安妇”带到韩国驻中国大使馆。这些老人是当年被侵华日军带到中国来的，她们被强制手术切除子宫，终身不能生育。“二战”后，她们留在了武汉。知道此事后，韩国一个党派和民间团体与童增积极联系，通过努力，让这三位韩籍“慰安妇”回到离别50年的故乡探亲。

在童增眼中，索赔诉讼的意义超越了赔偿本身，是“要让世界上更多国家的人了解这段被刻意淡化的血腥历史”。孟惠忠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童增病重时，仍在床上看资料，他常念叨：“我觉得受害者像星星一样在天上看着我们，我们没有理由放弃。”

2013年8月14日，童增在救助二战受害者新闻发布会上发言（受访者提供/图）

中国人可不可以提赔偿？

童增的名字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是因为他在1990年代写的“万言书”。

198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在中国的抗议浪潮中，北京大学校园贴出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从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凭借大学老师的身份，他进入北京图书馆四楼查阅资料，研究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活体实验等。

1990年，受《报刊文摘》上的一则消息《欧洲重提战争赔款》启发，童增撰写了一万字的文章《从欧洲提出受害赔偿对中国的启示》（后来修改为《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首次提出将“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区分开来，从法律角度提出：中国民间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业索赔的权利。

1991年，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童增把自己的“万言书”打印出来，送给一些人大代表。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看到他的“万言书”，对其中的内容表示支持。

当年5月20日，《法制日报》发表了童增“万言书”中的理论部分《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

1992年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民间对日索赔的议案》由安徽代表王工等38位人大代表提出，被正式列入大会第七号议案；《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由贵州王录生等32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被正式列入大会第十号议案。

后来，童增提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万言书”的事被更多家媒体报道。浙江义乌崇山村的王焕斌听到了消息，开始找童增的通信地址，一遍遍地给他写信。王焕斌在信里写满细节：1942年11月，隆冬，王焕斌身穿单衣单裤，光着脚逃出村子，他家的六间房屋全被侵华日军烧毁。

“我们要告日本人。”王焕斌找到他的老乡、后来成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本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2019年，童增（右）和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的张山在一起（受访者提供/图）

这些年里，王选与童增只见过三面，平时各自做事。王选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我和童增一北一南，可是我们似乎不需要联络也知道对方在做些什么。”在王选的印象中，童增面容白皙，个子矮小，平时讲话轻声轻气，这样一个文弱的谦谦君子，却“把民众在战争受到的苦难揣在怀里一辈子”。

谈到童增的离世，王选几次流露悲伤，“童增对民间索赔意识的指导是有积极作用的，一个时代的人物逝去了。”

“万言书”被广泛报道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纷纷奔童增而来。天津蓟县有一对老夫妻，他们一路走到北京找童增。武汉的陈忠义老人到了北京后，在北京站外席地睡了五个晚上，直到第六天才找到童增。

童增收到的求助信越来越多。2014年，童增将万余封信件经过扫描并数字化后传到网上，统称“童增书简”。信中多是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回忆，童增进行了归类：谋杀、轰炸、强奸、强征劳工、强征“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其他大屠杀、细菌战和化学战以及其他。2018年，曾有全国政协委员提议，将“童增书简”申报为“世界记忆遗产”。

2018年9月1日，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岁月·山河——孙国田摄影展》，一名参观者在惨遭日军迫害的中国劳工的照片前驻足（视觉中国/图）

要追讨的不仅是文物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一块驼形天然顽石，单体10立方米有余，成碑于唐代。1908年，日军将它作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掠走，至今藏于日本皇宫。

2014年8月7日，童增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名义，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对方归还所掠中国国宝级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

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索文物。在童增眼里，“我们要追讨的，不仅是文物，更是民族尊严和国际正义；我们表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诉求。”

联合会志愿者崔宝娟记得童增对追讨文物的挂念。2015年10月31日，日本东京举办一个与文物讨回有关的集会。童增听到消息，建议崔宝娟前往。崔宝娟考虑到经费问题，童增说：“想去就尽量去，钱的问题我来解决。”

在民间索赔之外，童增经营着自己的公司。近几年，童增的公司经营状况不如以前，原先用公司的利润来支持联合会运转的方法行不通了。崔宝娟告诉《南方人物周刊》，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团在重庆有一个办公室，房租费用由民间企业家资助。这个索赔团会接待来自日本的团体，童增多年来一直在资助。崔宝娟2017年加入联合会，印象中童增曾因经济困难断过半年，后边又续上了。

“实际上，他的难从不让我们知道。”崔宝娟回忆，童增的微信名字是“微笑”，给人的印象也是一直在微笑，“多难、多苦，他都放在心里，对我们都是微笑。”哪怕非常难的时候，童增都会笑呵呵地说：“小崔，现在是我们最好的时代。”

2023年年底，童增经济困顿，但他还在邀请日本有关人士来中国。他承诺“所有的费用我来支付”，对方坚持自己也是自愿做这个事情，食宿自理，双方就在这样互相体谅的氛围中做事。

2017年，童增和日本“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诉讼日本律师辩护团”干事长小野寺利孝被联合提名为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首次联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他们被提名的理由是：凭借民间的力量，坚持二十多年维护和伸张“二战”中国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和促进日本政府与加害企业解决“二战”遗留问题，与众多有识之士一道，采取法律诉讼等有效方式，最终迫使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向受害劳工谢罪和支付谢罪金，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华历史的前提下推动中日间的和平友好。

从2015年起，童增连续三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前两年是以个人身份、第三年是与小野寺利孝一起获得提名。

两人的提名人陈爱民曾任西安外事学院校长、四川大学副校长、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她曾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提名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荣誉，更希望通过这一举动，让更多的人了解童增，让世界见证中国普通公民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感。

2021年3月31日，童增在《童增书简》新书推荐会上发言（受访者提供/图）

最平凡的人可以做最伟大的事

崔宝娟告诉《南方人物周刊》，童增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平时经常吃外卖。有次，他感慨说，外卖太好了，不用被做饭这样的生活琐事纠缠，可以把时间花在有意义、有追求的事情上。童增唯一的消遣是打球，他喜欢打网球和乒乓球，打网球可以一个长球打20分钟。后来，他的经济状况不好，网球太贵，就只打乒乓球。直到今年，他身体不好，乒乓球也打不了了。

童增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孟惠忠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他在生意场上请人吃饭，往往点自助餐，说“自助餐比较简单，爱吃什么，就拿什么，不浪费”。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所谓“购买”钓鱼岛及附属的南小岛、北小岛，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抗议。国内一些地方出现反日游行，并发生一些极端行为。奔走在对日索赔一线的童增曾劝说，“不能头脑发热做出过激行为，那样只会给社会带来动荡，给别国以借口，削弱我们本来的正义性。”

曾有人担心民间对日索赔活动会影响到中日关系。童增说，“事实证明，我们向日本讨公道、要求日本谢罪赔偿并不会影响到中日友好，若做好了还能促进中日关系。”

一路走来，不乏败诉，但崔宝娟与童增共事多年，“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到过任何遗憾的表情。”童增经常说：“不要看我们不起眼，最平凡的人可以做最伟大的事情。不要觉得自己做不好，去做。不要觉得人非要有头衔才能做事，我们小老百姓也能干大事。”童增曾对崔宝娟感慨，自己的同学都退休了，在家带孙子，承欢膝下其乐融融，但他又说：“我怎么觉得自己这样更有意义？我觉得我这个状态更好。”

（参考文献：南香红《没有结束的细菌战》。）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责编 周建平